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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歷史九大恒古不變的定律

發布者::管理員   發布時間: :2012-03-21 15:28 瀏覽次數: :
  中國歷史的發展,如同陀螺的運動,不停地旋轉,一圈又一圈,周而復始。在這種周期性的運動中,有某種恒定的東西,始終保持不變。杜牧說,“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,后人哀之而不鑒之,亦使后人復哀后人也。” “后人復哀后人”,不正好反映了中國歷史在變中保持不變的特點嗎?這是一種規律,有人稱之為歷史定律。近來可以看到,不同的學者,針對不同的歷史事實,從不同的角度,闡釋不同的“歷史定律”。這其中有黃炎培所說的“其興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”定律;柏楊寫的“瓶頸定律”;秦暉寫的“黃宗羲定律”;吳思寫的“血酬定律”;楊光寫的“傳統權力合法性定律”以及“水能載舟,亦能覆舟”定律;“得道多助,失道寡助”定律;“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”定律;“兔死狗烹”定律;“成王敗寇”定律;“家族盛衰循環定律”等等。
  各種各樣的說法,是否都能稱之為“定律”,也有疑問。但它們確實是在不斷地被重復,呈現出某種規律性。學者們何以對歷史定律產生興趣?我以為他們的用心,是要打破我們歷史上那些千古不變的東西。“后人復哀后人”,這樣的重復,給我們太多的痛苦。
        從各種各樣的說法中選出九條,姑且稱之為“定律”,也談一點看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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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定律——象牙筷定律
殷紂王即位不久,命人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。賢臣萁子說,“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,要配犀角之碗,白玉之杯。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糧,只能與山珍海味相配。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,住茅草陋屋,而要衣錦繡,乘華車,住高樓。國內滿足不了,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異寶。我不禁為他擔心。”(馮夢龍)
果然,紂王“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,……益收狗馬器物,充仞宮室。……以酒為池,懸肉為林,使男女倮相逐其間,為長夜之飲。”百姓怨而諸侯叛,亡其國,自身“赴火而死”。
為什么事態會如萁子所言,一步一步地發展下去?
很小的時候,我們就已經知道了普希金的偉大,因為我們都很喜歡他的那個《漁夫與金魚的故事》。那個丑陋的老太婆,最初只不過想要一個新木盆。第一個愿望被滿足之后,第二個愿望接踵而來。一個接一個,胃口越來越大。最后的結果,仍舊只有一只舊木盆。
世人的貪欲,不都是這樣?得寸進尺,得隴望蜀。沒有止境的。 君王的貪欲,更為可怕,因為他擁有無限的權力,沒有人可以阻止他。
《詩》云,“商鑒不遠,在夏后之世。”
這里所說的商鑒,究竟要我們鑒什么?
其一,一定不能有“第一次”。
第一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,一雙筷子或一只木盆。只是大壩一旦決了口,洪水便會一瀉而下。 看一看那些貪官,只要收了第一筆賄金,以后的事便不由他了。 只是,人的意志力是多么薄弱。一旦坐上權力的交椅,有幾個人能拒絕這第一次?
其二,整個過程是“進行性”的。
“進行性”一詞是我從醫學書中借用來的。像癌癥,就是進行性的。不斷地發展,不會中止,也不會逆轉,一直進行下去。 殷紂王身邊,雖有比干和萁子這樣的賢臣,卻無法勸阻他。依靠臣下的勸阻來制約至高的皇權,其有效性顯然不足。所以,事態的發展有其必然性。
其三,“其亡也忽焉”。
《左傳,荘公十一年》:“桀紂罪人,其亡也忽焉。”這里的“忽”字,意為迅速,突然。 洪水潰堤,轉瞬之間,一瀉千里。
李自成打進北京,一生事業達到巔峰。由巔峰而至于落荒而走,大起大落,也在轉瞬之間。 殷紂王之后,兩千多年,有周幽王、秦二世、陳勝、王莽、陳后主、隋煬帝、黃巢、朱溫、李煜、李自成、洪秀全、蔣介石等,“其亡也忽焉”,何其多。
殷紂王,這個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昏君、暴君、亡國之君,他給后人留下了什么? 留下了兩個字,“殷鑒”。
無法節制的權力 無限膨脹的貪欲=殷鑒不遠。 黃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的窯洞中向毛澤東提起“其亡也忽焉”這樣的歷史規律,因此,有人將這個定律稱為“黃炎培窯洞定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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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定律——兔死狗烹定律
越王勾踐,為報仇雪恨,臥薪嘗膽,精神非凡。但他的個人品質卻非常糟糕。在極端困苦的情況下,幫他籌劃大計的兩個功臣,成就大業之后,一個被殺,一個逃跑。
殺文種的時候,勾踐說,“你教我滅吳七種方法,我用了其中三種就滅了吳國,你那里還有四種,把它帶到先王那里去吧。”
有七種方法滅吳,應當很有智慧,卻遭了勾踐的毒手。
此前,范蠡曾規勸文種,“蜚鳥盡,良弓藏;狡兔死,走狗烹。越王為人長頸鳥喙,可與共患難,不可與共樂。”范蠡之智,顯然高過文種,終能免于一死。 兔死狗烹這樣的事,歷史上不斷地重演。
能夠吟誦《大風歌》的漢高祖,也是小雞肚腸。依賴韓信的軍事天才,奪得天下。原說是與韓信“共天下”的,后來非但不“共”,還要了韓信的命。倒是張良聰明絕頂,托言辟谷,躲到深山里去。劉邦一死,張良的辟谷秀也就謝了幕,照舊吃飯。說到殺功臣,狠毒莫過于朱元璋。當年幫他打天下,戰將如林。后來朱棣南下,朝廷居然派不出得力將領去帶兵。幸好不是北邊的蒙古人打過來,否則朱姓的江山,傳到第二代也就敗了。 趙匡胤說,“吾終夕未嘗安枕而臥。”得了天下,卻又睡不著覺,夜夜失眠,竟為何事?天下洶洶,想要南面為王的野心家何其多。就是咱自家,當年“黃袍加身,”不也是個野心家?如此說來,野心家就睡在我們的身邊。老是疑神疑鬼,睡不好覺,搞得神經衰弱,以為真是狼來了,于是起了殺心。這是一種思維定勢,世人無論是誰,只要坐(搶)到這個位置上,總會不由自已這樣去想。原本搶來的東西,難保不被別個搶去。所以,歷史上兔死狗烹之事不斷重演,是完全符合邏輯的。
文革時期,我是一個逍遙派,一個觀棋不語的看客。看來看去,看得多了,心里就非常佩服范蠡這個人。 那些造反派,開始時受壓,可憐兮兮的。后來得勢,內部就分為許多派別,彼此爭斗不休。 幾乎沒有例外,一旦外部的壓力消除,內部立刻就分化。
人為什么會是這樣,患難易共,富貴難同?
現在這些做生意的人,若是幾個人合伙共同創業。開始的時候,兢兢業業,在艱苦環境中共同拚搏,尚能齊心協力。一旦家大業大,有了豐厚的利潤,就會生出異心。彼此猜忌、齟齬,終至于分道揚鑣。 難道人的天性就是這樣?
后人把范蠡的這個定律表述為,“狡兔死,走狗烹;飛鳥盡,良弓藏;敵國滅,謀臣亡。自古患難易共,富貴難同。”

第三定律——包圍定律
諸葛亮說親賢臣,遠小人,但小人卻更善于“包圍”。
諸葛亮在《出師表》中論及天下興亡之道,“親賢臣,遠小人,此先漢所以興隆也;親小人,遠賢臣,此后漢所以傾頹也。”
臣和小人,雖為人所不齒,但他們在中國歷史上卻占有重要地位。皇朝的滅亡,國家的劫難,往往與他們有關。《史記》中有《佞辛傳》,《漢書》中有《 佞傳》,《新唐書》及其以后的《宋史》、《元史》《遼史》、《明史》等正史中都有《 臣傳》。 臣在歷史中的地位,史家不敢忽略。 “指鹿為馬”的趙高,“口蜜腹劍”的李林甫,禍國“六賊”童貫、高俅、蔡京等,陷害忠良的秦檜,兩面三刀的嚴嵩,無法一一列舉。若能把他們聚集攏來,可以排列成大軍,浩浩蕩蕩。只不過,這只大軍不能用來上陣殺敵,他們所起的作用,就是“包圍”。
魯迅先生說,凡是“猛人”,“身邊便總有幾個包圍的人們,圍得水泄不透。”結果,“是使該猛人逐漸變成昏庸,有近乎傀儡的趨勢。”“中國之所以永是走老路,原因即在包圍,……。” 這就是包圍定律。包圍者不僅有 臣小人,還有女人,像妲己、褒姒、以及文*中的白骨精。雖說“女色亡國”論是不對的,但壞女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卻不容忽視。將一塊磁鐵投入沙堆中,磁鐵表面便會粘上些許鐵屑,磁鐵吸引鐵屑,是因為存在磁場。圍繞著權力,也有一個看不見的權“場”。各種意有所圖的人都會在“權場”中向著權力中心作定向移動。于是就有了“包圍”。包圍是客觀存在的,在我們中國,有權力就一定有包圍。
權力越大,包圍就越厚。
一個皇帝周圍,有三宮六院,無數的宮女(唐朝后宮宮女最多時可達數萬人),無數的太監,無數的虎賁勇士,還有皇親國戚,文臣武將。千軍萬馬,銅墻鐵壁,把一個“寡人”包圍在當中。寡人心里高興,就要走出去巡視。但即便他真的走到了田間地頭,也得不到真實。因為“下面”的人熟諳蒙騙之術。一切場景都是事先精心安排好的,滴水不漏,皆大歡喜。
魯迅先生認為,“猛人倘能脫離包圍,中國就有五成得救。”先生因此想作一篇《包圍新論》,講述“包圍脫離法”。“然而終于想不出好的方法來”。我那時就很悲觀,魯迅也如范蠡一樣,是中國最聰明的人,居然想不出好方法。后來聽說瑞典首相出門不帶警衛,上班乘公交車。心想,答案就在這里了,包圍是可以打破的呀。

第四定律——敵戒定律
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題為“敵戒”的短文,其思維邏輯與常人常理完全相悖,富含哲理,是一篇奇文,轉錄如下:
皆知敵之仇,而不知為益之尤;皆知敵之害,而不知為利之大。秦有六國,兢兢以強;六國既除,訑訑乃亡。晉敗楚鄢,范文為患;厲之不圖,舉國造怨。孟孫惡臧,孟死臧恤,“藥石去矣,吾亡無日”。智能知之,猶卒以危,矧今之人,曾不是思。敵存而懼,敵去而舞,廢備自盈,祗益為愈。敵存滅禍,敵去召過。有能知此,道大名播。懲病克壽,矜壯死暴;縱欲不戒,匪愚伊耄。我作戒詩,思者無咎。
從來人們都把敵人看作是禍害,無力者避之,有力者根除之。唯獨柳公認為,有敵人是好事。 毛澤東對這篇短文推崇備至。
毛澤東一生,空前絕后,以他的眼光,審視歷史,何以對這篇短文情有獨鐘?
古人治國,由大亂到大治。毛澤東治國則反其道而行之。階級斗爭,一抓就靈,一個接一個的運動,把整個中國搞得如火如荼,水深火熱。毛澤東的斗爭哲學是否與《敵戒》中宣示的哲理有某種契合?
千年大樹,其里皆空。我們這個老大帝國,歷經幾千年,早已完全腐朽了。
比較中國的歷史與西方的歷史有很大的不同。歐洲大陸,自羅馬帝國以后,列國爭雄,就像我們的春秋戰國時期,國與國之間,總有打不完的戰爭。一個國家,要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,必須勵精圖治。所以,西方文化中的主旋律是競爭。西方的政治、哲學,市場經濟,都強調競爭。在他們的電影、游戲中,充斥著激烈的爭斗場面。
我國的歷史與歐洲完全不同,自秦統一以后的兩千年,幾乎一直是一國獨大的局面,周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人口與經濟實力可以與這個中央帝國“度長絜大,比權量力”。
沒有強大的敵人,失去了外部的壓力,內部自然就腐化。未聞邊塞號角,但見歌舞升平。自秦以后,皇朝的歷史,一代不如一代,整個社會的精神處于退化之中。
正是這種歷史環境長期地作用,使中國人鴆於安樂,不思進取,怯懦畏葸,麻木不仁。
中國人發明了火藥,把他造成鞭炮,用于喜慶娛樂之中。西方人卻把他造成武器,使人類的戰爭由冷兵器時代進入熱兵器時代。
沒有了競爭的壓力,也就失去了不斷創新進步的動力。
當今世界,美國人橫行天下。是三次大戰(兩次熱戰一次冷戰)造就了美國人之“橫”。 中國人講究“中庸”,講究“和為貴”,這是我們的哲學,我們的傳統。熱愛和平是一件好事,但前提條件是不會有別個打進來,亡了國。
我不是法西斯式的好戰分子,對于階級斗爭那一套更是深惡痛絕。但我相信達爾文的進化論,“物競天擇,適者生存。”我們中華民族要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,一定要克服我們千年之惰性,振奮民族精神,從容面對當今世界的挑戰和競爭。
梁啟超鼓吹《少年中國說》,“潛龍騰淵,鱗爪飛揚;乳虎嘯谷,百獸震惶。”
霹靂之聲,撼人心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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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定律——朋黨定律
唐穆宗時期,以李德裕為首的士族出身官員結成一派,以李宗閔、牛僧孺為首的科舉出身官員結成一派,兩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訐、傾軋達四十年,史稱牛李“朋黨之爭”。
中國歷史上這樣的“黨(派)爭”持續不斷。
西漢有外戚、宦官作祟,東漢有清議黨錮,魏晉南北朝有士族門閥,唐有劉李黨爭,宋有“元祐黨人碑”,明有東林黨、宣黨、崑黨,清有帝黨、后黨,國民黨內有黃埔系、cc系、政學系等。 各朝各代,都有朋黨、幫派,是一個很有中國特色的歷史現象。朋黨現象,有其社會根源。中國傳統社會的最大特點是,他是一個宗法社會。
一部《紅樓夢》,其隱含的意義,不是什么反封建。《紅樓夢》用一個凄絕動人的愛情故事,向我們展示了古代宗法社會的基本結構及其運行特點。榮寧二府,是一個大的(宗族)家族。像一棵大樹,有主干和旁枝。“親不間疏,后不僭先。”有規有矩。賈王史薛,四大家族,互相倚持,結為勢力。更有皇親國戚,達官貴人,彼此回護。構成一個復雜的體系,盤根錯節。只有明晰了其中的脈絡,才算真正讀懂了《紅樓夢》。
中國宗法社會的特點之一就是盤根錯節。
一個人立于社會,并非是孤立的。在他的周圍有各種各樣的關系,親戚關系、鄉黨關系、同學關系、師生(徒)關系、戰友關系、同事關系、朋友關系、幫會關系、同志(道)關系等等。這些關系構成了一個人的社會資源。聰明的人,運作得好,前途無量。無論處廟堂之高,江湖之遠,都能見到中國人在忙著拉幫結派。像一個個勤奮的蜘蛛,編織著屬于自己的網絡。 網絡越大、越結實,捕獲就越多。
現在說打貪官,須先搞清楚,貪官后面的保護傘有多大,前后左右鐵桿關系有多硬。否則貪官打不到,反倒捅了個馬蜂窩。
對于中國的朋黨現象,自古以來就有兩種不同的觀點,褒貶不一。持否定觀點的人認為,“結黨營私”。宋朝歐陽修卻認為,“小人無朋(黨),惟君子則有之。”
“物以類聚,人以群分。”由于社會和歷史的原因,中國人常常結為宗派,十分自然,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。許多人對此十分忌諱,刻意回避,諱莫如深。其實大可不必。 像毛澤東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,也公開承認,“黨外無黨,帝王思想;黨內無派,千奇百怪。” 倒是日本人比我們痛快,他們的政黨內部就分為不同的派別,公開活動,堂而皇之。這是日本國內政治的一大特點。

第六定律——黃宗羲定律
所謂“黃宗羲定律”是由秦暉先生依據黃宗羲的觀點而總結出來的某種歷史規律。內容是關于“帝國千年以來”通過“并稅式改革”解決“農民負擔問題”。歷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,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過“并稅”的方式減輕農民負擔。一次又一次的改革,農民的負擔非但沒有減輕,反倒愈益加重。黃宗羲稱為“積累莫返之害”。
依常理來看,是有些奇怪。像王安石這樣的改革家,詩文寫得極好,富有智慧,怎么也會犯一些不斷被重復的簡單的錯誤?中國的農民對此有他們自己的解釋。在農村普遍流傳著一種說法,“上面的經是真經,都是下面這些歪嘴和尚把經念歪了。” 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經念歪?考其原因有二。一是和尚水平太差,不會念經;二是和尚故意要把經念歪。我以為后一種情形居多。吳思先生在其《血酬定律》一書中提到明朝官員的薪俸太低,其各項必要的支出加在一起高過俸祿的收入。吳先生認為,與其他各個朝代相比,明朝官員的俸祿是最低的。明朝官員俸祿雖低,尚有俸可領,而在王莽時期,官員們從朝廷中領不到錢,俸祿為零。
讀史讀到這里,覺得十分有趣。不給官員發薪,難道讓他們去喝西北風?自古有喝西北風的老百姓,未見有喝西北風的官員。結果是王莽時期的官員卻因零俸祿政策而大發其財。既然朝廷不給發薪,他們只好自行解決,正好有了借口,可以理直氣壯,大肆搜刮。在我們推行各項改革措施時,經常碰到的一種情形是,“兩頭熱,中間涼。”中間熱不起來,自有其道理。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霍布斯認為,人是自私自利的動物,每個人都努力要保持自己的生命。這種“自我保存”(Selfpreservation)是人類一切行為的基本動力。
Selfpreservation,一個很好的詞,每個人都會Selfpreservation。我以為,既然每個人都會elfpreservation,官員們的Selfpreservation也是自然的,無可非議。 為甚麼和尚要把經念歪?為甚麼中間熱不起來?皆因為中間的官員們認為改革不利于他們的Selfpreservation。要Selfpreservation的官員去為供養他們的農民減輕負擔,這是一個典型的邏輯悖論。在這個悖論中,最關鍵的是農民和官員之間的供養關系,假如去掉這種關系,悖論就不能成立。或者,在減輕農民負擔的同時,由中央財政給官員們以補償,兩方都不吃虧,“中間”也就沒有道理再涼下去。
王安石的變法,十分縝密,像“青苗法”之類,仔細閱讀其內容,確實為農民考慮得十分周全。令人難以理解的是,這樣的殫精竭慮,最后卻惹得民怨沸騰。是各級官員和胥吏在其中做了手腳,搗了鬼,把一件好事攪成一塌糊涂。吳思先生所說的“潛規則”,正是官員胥吏們的搗鬼之術。官員們搗鬼有術,他們不僅有“潛規則”,有時更是肆無忌憚,毫無規則,隨心所欲。如老百姓所說, “和尚打傘,無法(發)無天。” 這里說的是兩個層面的問題,一個是和尚要吃飯,一個是和尚會打傘,兩者之間有一定的聯系。和尚要吃飯是正常的,也是正當的,不給他們吃飯,或吃不到好飯,他們就會去“打傘”。
中國歷史上有過許多次變法,成功的不多。一個重要的問題是“執行難”。好的法律,好的政策,到了中下層官員手里,常常會走了樣。批評者常常把矛頭指向中下層官員。我以為雖然是中間環節出了問題,根源卻在上面。表面上是一個“執行難”問題,實際上是一個設計問題。設計一個好的政策(比如說“青苗法”),同時也應配備一個好的“路線圖”。在這個“路線圖”中,必須把“和尚要吃飯問題”與“和尚會打傘問題”列入日程。不考慮并重視“和尚”問題,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樓閣。或者我們說,一個好的設計師,要想把他設計的好政策付諸實施,順利推行,必須首先把“和尚” 安頓好,否則,“黃宗羲定律”就會不斷重演。

第七定律——五世而斬定律
1856—1860年,太平軍兩次打破圍困天京的清軍江南、江北大營,取得大捷。 有人說,雖然打了勝仗,但客觀上卻幫了清廷的忙。何以這樣說?駐守江南、江北大營的是清廷“精銳”的八旗兵和綠營兵。綠營兵“射箭,箭虛發;馳馬,人墮地。”八旗兵則更為腐敗無能。兩營潰敗,湘軍成為清廷主力,形勢急轉直下。
當年八旗兵入關,真是“金戈鐵馬,氣吞萬里如虎。”這只兇猛的老虎后來為什么會變成如此熊樣?富貴人家,總是難以持久,是中國歷史的規律。孟子曰,“君子之澤,五世而斬。”一個有本事的君子,得了個好位子,掙了一大份家業,想把他千秋萬代的傳下去。但“五世而斬”,君子的夢想終會被殘酷的現實所擊碎。 老百姓的說法,更加令人掃興。他們說,“富不過三代”。五世也好,三代也好,貧與富,是在不斷地轉換。也許這是一種自然的調節,自然的公正。為什么富者不能恒富?富貴人家之所以會出敗家子,我以為原因有四:
一曰 “驕”。 八旗兵入關,滿人成為統治階級,擁有特權。八旗子弟一不務農,二不做工,對漢人有強烈的優越感。 由“驕” 而“橫”,一些貴胄子弟仗恃父兄的特權,在社會上橫行霸道,欺男霸女。紅樓夢中的薛蟠,打死人命,搶了丫頭,揚長而去。古代法律,不僅“刑不上大夫”,亦且“刑不上大夫之子”。
二曰“奢”。 八旗兵入關,大肆擄掠。許多人在戰爭中聚斂了大量的財富。西方人擁有了財富,會把他變為資本,不斷增值。我們中國的富人比較缺少這種進取心,尤其是一些新貴,有一種暴發戶心態,喜歡彼此攀比,講排場,一擲千金。像“石崇與王愷爭豪”這樣的事,是一種流行病,一直流行到今天。 生于錦繡叢中的富家子弟,耳濡目染,他們的攀比和揮霍,更是青出于藍。惟其如此,才有了五陵少年和八旗子弟。
三曰“淫”。古人告誡我們,“富貴不能淫。”此處“淫”字之義,乃是迷惑與放縱。之所以有這樣的告誡,是因為富貴能迷惑人,使人放縱。通常我們說,飽暖思淫欲。或者像現在人們所說的,男人有錢就學壞。有錢會使人們產生更多的欲望。外部世界又充滿了各種誘惑。內部的欲望碰到外部的誘惑,兩者一拍就合。 已經成熟的男人尚且無法抵御社會上的各種誘惑,小孩子的自制力如何比得上男人?
四曰“逸”。 “學好數理化,不如有個好爸爸。”這句話流傳很廣。好爸爸是很有用的,他可以幫我們進入好大學,幫我們安排好工作,幫我們步入上流社會,過安逸生活。但好爸爸也有副作用,他使我們失去了艱苦奮斗的精神。在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,一旦失去了好爸爸,美麗的象牙塔便會轟然倒地。中國經濟快速發展,有了更多的富人,富人子弟如何承繼父業,已成為一個問題。解決富家子弟問題,我們的學者開出藥方來是四個字,“加強教育”。像美國人,注重培養孩子的自立能力和自尊精神。據說他們那邊百萬富翁的孩子也會利用假期去打工掙錢。一些富家子弟,驕奢淫逸,根本不是什麼教育問題,他有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。正是那樣的社會,那樣的傳統,生出那樣的孽障。富家子弟,驕奢淫逸,根本是一個社會問題。 有晉人撰文說,某晉商家業興盛達兩百年,打破了“富不過三代”的定律。家業延續兩百年,確實了不起。但兩百年后又如何?
“舊時王謝堂前燕,飛入尋常百姓家。”

第八定律——權大欺主定律
www.u148.net這個題目是我從一本題為《蔣黨 》的書中看來的。書中說,清末權臣袁世凱,為大清帝國送了終,人稱“權大欺主”。蔣介石從這件事中吸取教訓,其“御下之術”是,暗中支持和挑唆各個派別和山頭(黃埔系、 cc系、政學系)相爭,各派彼此爭斗、鉗制,需從蔣那里尋求支持,于是蔣超越各派之上成為無法撼動的最高領袖,云云。(早年讀過的書,印象十分模糊了。)幾千年的中國歷史,有一個難解的結始終困擾著歷代的政治家,那就是“權大欺主”。歷史上“權大欺主”的事屢見不鮮。楚成王兒子商臣,逼迫成王自殺;吳國公子光派專諸刺殺王僚;西漢末有王莽篡漢;晉有“八王之亂”;三國時期有曹操、司馬昭擅權;隋有楊廣弒父殺兄;唐有李世民“玄武門之變”;宋有趙匡胤“黃袍加身”;明有朱棣“靖難”之變等等。
在封建皇朝,存在著兩種大搏弈。一種博弈發生在皇帝和皇儲(太子)之間,另一種博弈發生在皇帝和權臣之間。皇帝和皇儲,親生骨肉,也會為了權力生死相搏。虎毒尚且不食子,帝王家庭內,卻會上演父(母)殺子,子弒父,或兄弟相殘的慘劇。皇帝和權臣間更有說不盡的恩怨。“君臣一日百戰”,君權和相權較力,外戚或宦官擅權,朝堂和皇宮從來都是權術和陰謀的演練場。皇儲和權臣是中國歷史上最危險的人物。說他們危險是因為他們存在的本身就是對君王權力的威脅,他們自身也因此時刻處于危險之中。這種危險狀況有時會演變成危機,甚至發生大的動亂。 如何防止“權大欺主”是中國古代政治學最大的課題之一。
我的專業是《園藝學》。我們有一個名詞叫頂端優勢。當一棵大樹中心干上的分枝高過中心干時,其生長勢會強於中心干,最終取而代之。取而代之,是因為“生長勢”的對比發生了變化,終于成為“強枝弱干”。在帝國的朝堂上,當帝王與臣下“權勢”的對比發生變化時,也會有“取而代之”。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一樣,對優勢地位的競爭無時不有,無處不在。
項羽見到秦始皇出游的儀仗時說,“彼可取而代也”。劉邦則說,“大丈夫當如此也。”我想人群之中心生羨慕的應當不止是這兩人。人們常說,“打江山,坐江山。”何謂“坐”? “坐”就是享用。把一個大餅送給一個饑腸轆轆的窮漢,窮漢會“享用”賜給他的美食。一個皇帝,他所“享用”的并非一個大餅,皇帝打下了“江山”,他“享用”整個國家。無數美女,多少美麗與溫柔,還有各種奇珍異寶,山珍海味。這樣的“享用”,怎不令世人羨慕?
現時的人把權力叫做“公共權力”,認為“主權在民”,古代人的觀念則完全不同,他們說,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”。蕓蕓眾生只不過是一群馴順的綿羊,皇帝和官吏執長鞭鞭笞天下,他們是牧羊人。一切權力歸于統治者,是統治者的私有物。正是這種權力私有的特性,導致了無休止的爭奪。象是一個金蘋果,被眾人搶來搶去。“高才捷足”者從血泊中搶到它,然后“坐天下”,享用整個國家。
西方資本主義也有爭奪,他們爭奪的是金錢,物欲橫流,我們稱之為“拜金主義”。 中國的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,中國人更看重權力。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,我將其稱為“拜權主義”。
人們常說,飲食男女,人之大欲也。人之欲望,難道僅僅只有食欲和性欲?**時期,我感受到人世間還有一種欲望,超越食欲和性欲。那樣的饑渴,那樣的迫不及待,那樣的不顧一切,那樣的不知羞恥,那樣的不擇手段,那樣的心毒手狠,心心所念,只是為了權力,這就是“權欲”。人世間居然會有這種東西,如此強烈,令我驚奇, 古代權力私有的特性,更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“拜權主義”,兩者疊加,在中國歷史舞臺上,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血腥的連續劇。
還有一種原因導致“權大欺主”,有人將其稱為“權力結構的不穩定性”。 《左傳》云“故王臣公,公臣大夫,大夫臣士,士臣皂,皂臣輿,輿臣隸,隸臣僚,僚臣仆,仆臣臺。”
這句話,清晰地勾勒出封建社會的基本結構。其主要特征是“一級壓一級”,形成一種壓力—穩定結構。整個系統的穩定,取決于壓力的梯度,越往上去,壓力越大,權越重。根據韓非子的學說,處于這種壓力結構最上端的君王,必須具有一種強大的“勢”(以勢壓人),君王一旦失去其“勢”,整個壓力系統就會崩潰。一般開國的君王,熟諳權術,具有鐵腕,擁有某種強“勢”,下面的人攝于其“勢”而不敢有非分之想。這種鐵腕和強“勢”,在其后人那里卻難以為繼,甚至出現像晉惠王這樣昏聵的白癡,或像溥儀這樣幼年登基的小皇帝,強“勢”蕩然無存,于是出現“強枝弱干”,“權大欺主”,“取而代之”。
“權大欺主”是封建社會始終沒有解開的一道難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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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定律——皮毛定律
“皮之不存,毛將焉附”。這句話,寫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千年之病,千年之痛。
自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,中國的知識分子就變成了“毛”。
“毛”是個什么東西,有一股腥膻之味。堂堂乎文人雅士,怎么會是“毛”?秦之前,文人們曾經有過一段美好時光。他們負笈而行,周游列國,天馬行空,十分浪漫。那時的人,他們“笈”中裝著的那份精彩只屬于他們自己,獨一無二。他們背負著它,走遍世界。他們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說服全世界。他們的思想像凌空而過的天馬,高遠而神奇。諸子百家,(三?)教九流,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,噴涌而出。清泉匯集之處,是大海,激蕩澎湃。秦以后的文人,他們的“笈”中只有先人的經書和教義,他們整日誦詠的是別人思想的片斷。文人們沒有了思想,失去了自我,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。天馬沒有了,只剩下一些依附于皮上的隨風抖動的“毛”。
文革時期,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,他正在思索和撰寫一篇真正具有“獨立見解”,與別人觀點完全不同的大塊頭文章。我問他,“林彪說,我們這么大的國家,需要有一個統一的思想。這是什么意思?這是說,所有人的思想,都要統一,最后只能有一個思想,就是毛澤東思想。你現在不講統一,反倒要獨立,你是活得不耐煩了?如果說你寫文章是要闡釋某人的思想,那叫什么獨立見解?”朋友甚感迷惑,終于沒有寫完他的“大塊頭”文章。
秦始皇時代,確實有過一些活的不耐煩的文人,他們執著于“自成一家”,不肯統一,后來都被秦始皇送到“坑”里去了。自那以后,文人們都學了乖,知道 “坑”的厲害,自覺地維護“統一”,不再鬧獨立性了。林彪的話,含有某種哲理。我們這么大的國家,如果人人都固執己見,都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,百人百性,眾說紛紜,豈不是亂了套?千人敲鑼,一錘定音。沒有這一錘定音,千面鑼只會敲出雜沓之音。
我以為秦始皇統一中國,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,就是統一了中國人的思想。不過,這件事的難度相當大。“車同軌,書同文,”做起來并不難。而要把這些十分固執的文人的思想統一起來,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,也難奏其效。但秦始皇的做法過于血腥,后人詬病甚多,稱其為“霸道”。到隋唐時代,使用的方法就先進得多,不再用“霸道”而改用“王道”。如果說秦始皇采用的是“大棒”政策,唐代以后則更多采用“胡蘿卜”政策。應用科舉的方式,使那些出身于豪門或是寒門的士子們都有了進身之階。顧炎武說,“八股之害,甚於焚書。”說的就是這種“胡蘿卜”政策的有效性和先進性。
無論“大棒”還是“胡蘿卜”,都只是外因。使知識分子變為“毛”的還有其內因。 有人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。我以為這種說法并不準確,至少在我們中國不可以這樣說。如果要用社會的良心去定義知識分子,中國文人的大多數都會被排除在外。許多人不喜歡“文人”這個詞,甚至以為他是一個貶義詞。把“文人”的“文”去掉,他和普通的人就沒有甚麼大區別。一樣的有七情六欲,一樣的要食人間煙火。治國者為他擺下了盛宴,有“顏如玉”、“黃金屋”、“千盅粟”,他們怎可拒絕?自然就會有“學成文武藝,貨與帝王家”的忠心。這是順理成章的。當然,文人與普通人還是有一點區別,他們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為強烈。這些都是文人變“毛”的內因。
在“內因”與“外因”的雙重作用下,中國的知識分子都變成了“毛”。這種變化緣於一種不可抗的力,所以成為一種規律。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,千年不改,萬人一律,沒有哪個可以逃脫。舉國一致,只有一個思想,歐洲人沒有做到,我們中國人做到了,這是很值得驕傲的。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兩面性,有利必有弊,對于我們的成績也須一分為二。知識分子都變成了“毛”,依附於“皮”之上,當然很好。只是要從這些失去思想的“毛”中產生出像洛克、盧梭這樣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頓、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家,決無可能。晚清以后的落后與挨打,似乎也就成了一種歷史的必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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